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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布置的一项重大理论任务,这要求我们加快构建与之相应的自主知识体系,系统阐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出场背景、思想渊源、核心概念、轴心原理、方法论、思想史、实践样本等基础知识内容。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蕴含在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之中,出场背景是对“两个大局”时代全球经济转型趋势进行经济学表达的迫切需要,思想渊源包括马克思主义之“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西方经济学之“镜鉴”等方面。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人”“人文”“经济”“人文经济”等核心概念上实现了变革,轴心原理包括广义的商品二重性原理、全面社会价值共创共享的主体性原理、生产力递进逻辑中的人文赋能原理、经济与文化交融的人文有机体原理、人文经济演进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原理等,方法论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引领指导、传统与现代相映射的综合视域、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借鉴与创新相统一的辩证思维等,思想史呈现为思想萌芽、初步形成、正式确立、研究深化四个阶段。在当代中国,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有“一体三辅”即四种类型的实践样本,对于这些样本,我们要在“古今中外”的宏观视域中展开全面考察。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布置这一重大研究任务之后,理论界、学术界迅速响应,围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若干基础理论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积极有益的成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立足当前研究现状,为引领和推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理论阐释和实践探索进一步走深走实、走宽走稳,我们亟须加快构建与之相应的自主知识体系。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如下八个方面展开分析,旨在勾勒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与主要观点。
一、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
在人类思想史上,与“人文经济”“人文经济学”相关的理论早已有之,且不论当代西方学界诸如迪尔凯丽·N.麦克洛斯基等人正呼吁“要让‘人文经济学’(Humanomics)来接管经济科学的发展”,仅就从亚当·斯密创立的西方古典经济学来看,其人文意蕴也是十分浓厚的。但是很显然,这些理论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存在本质区别,不能将它们简单等同,否则便会造成混淆。因此,在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一个重大前提性工作就是厘清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即阐明何谓新时代人文经济学。
准确把握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需要走出如下误区。其一,在文化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即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狭隘地理解为关于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经济学理论,忽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核心主张是推动“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以及实现“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其二,在西方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即以西方诸多持有鲜明人文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的相关思想作为诠释和解读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基础视域,忽视作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魂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人文经济学在立场、观点、方法等层面的重大差异。其三,在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即指认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文本中所阐发的人本主义经济学思想的当代表达,忽视马克思此时的人本主义经济学思想依然处在“从前的哲学信仰”的制约和掣肘下,尚未走向成熟这一思想史事实。其四,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原初理论框架内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即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与马克思基于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考察所得出的经济学理论简单等同起来,从而遮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以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对人文经济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作出了科学系统的阐发,构成我们走出相关误区、深刻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本质内涵的基础资源和根本遵循。深入学习领会这些重要论述及其思想精髓,可以发现,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现实来源是当代人文经济发展实践,研究对象是人文经济实践中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关系,研究目标是揭示文化何以能够浸润、引领、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这种浸润、引领、赋能作用的具体机制是怎样的,价值指向是通过大力发展人文经济即以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助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本质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前我们研究阐释的对象是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而不是其他各种五花八门的人文经济学,基于对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述的学习和领会,我们认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一种以当代人文经济实践为现实来源,以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文化对经济的引领、浸润、赋能作用及其运作机理为研究目标,以弘扬经济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为价值指向的知识和学问,其在本质上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出场背景
时代是思想之母。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知识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其产生、创造的原因和过程总是与相应时代的内在规律、演进趋势本质性地关联在一起,并呈现为这一时代主导性思想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引领性要素。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深刻阐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出场背景,那么就无法对这一自主知识的历史必要性、现实可行性及其世界意义展开具有唯物史观高度的学理化阐释,进而也就无法与那些建立在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经济学思想划清界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同样,对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出场背景的理解和把握也要着眼“两个大局”。基于此,我们的这一理论探讨需要从“全球经济发展遭遇‘百年变局’”“中国式现代化开辟经济发展新类型”“对‘两个大局’背景下经济发展转型趋势的新概括”这三个递进的层面来逐次展开分析。
首先,从当代全球经济发展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世界经济遭遇“百年变局”的根本原因在于以资本为原则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当下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和挑战。具体而言,当今时代,随着传统产业资本的生产方式在全球广泛布展,那种以资源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达至全球实体性空间和生态条件的极限,因此在过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频频使用富有实效的“空间转移”“生态修复”等危机缓解手段已经失去效力。当前,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再将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产业资本的生产方式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也无法使自身免受全球生态危机的影响,就是其典型表现形式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是因循守旧走老路,还是开拓进取寻新路,便成为关乎全球经济走向的重大历史课题。
其次,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来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对全球发展高度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通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走出了一条有助于破解“百年变局”时代全球经济发展困境的可行性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只能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而非资本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主体的人不是抽象的“经济人”而是“现实的个人”,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取向不是“经济人”的财富积累而是“现实的个人”的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在高度注重物质财富创造的同时,也高度重视精神文化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不能走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不可持续道路,而要走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的绿色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与那些通过“暴力输出”方式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国家存在根本不同。经济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辟,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类型的当代出场。从上述分析来看,这种新的经济类型高度重视人的因素尤其是人的文化因素之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强大引领和推动作用,“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是其典型特征。
再次,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来看,“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成“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承担的使命和任务。面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我们亟须以契合时代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的理论来作出深度回答。既然人文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形态的典型表现形式,不仅代表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也代表“两个大局”时代全球经济转型的方向,那么对其展开学理化、系统化的概括和表达也就必然催生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这一知识体系和学问内容。
三、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思想渊源
从本质上说,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当代人文经济实践的产物,当代人文经济实践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孕育和发展的现实来源。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思想文化本身是具有传承性的,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的形成都离不开既有文化的滋养,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既有文化的基因,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也不例外。基于此,对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思想渊源的考察,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之“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西方经济学之“镜鉴”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文经济思想构成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魂脉”。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本质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之间是守正创新的关系。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如下方面内容: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二是以“现实的个人”而非“理性人”为理论出发点,三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的唯物史观阐释原则,四是经济在根本上决定文化、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强大反作用的社会历史辩证法,五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与“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研究方法和叙事方法,六是对资本的“文明面”和负面效应的辩证批判,七是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理论,八是剩余价值学说,九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批判理论,十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等等。我们在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的时候,上述渊源是不能突破的科学“红线”。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人文底蕴及其经济伦理思想构成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根脉”。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一样,当代中国人文经济实践的开创,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滋养和孕育。因此,从根源上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本质性关联。正是由于受到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孕育,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才能在本质内涵、主要特征、价值指向等层面异质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规范始终占据着首要位置,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为政以德等文化观念不仅对古代中国政治发展影响巨大,而且构成衡量古代中国经济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当然,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研究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我们要对上述传统文化观念的作用和影响持有辩证立场,要积极汲取其中优秀成分,不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若全盘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滋养和孕育作用,那么就无法深刻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出场逻辑。
再次,西方经济思想中的人文元素构成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重要“镜鉴”。西方经济学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活动的产物。近代以来,为了形成统一市场、建立经济秩序、培育市场主体、刺激消费需求,资产阶级不仅要在实践上推翻神权和王权的统治,也要在理论上将人从宗教和封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强调“人是人的最高价值”“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和“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方经济学在其诞生之初便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在后续的发展中,虽然西方经济学总体走上了极端科学主义即精密化、数学化和可计算性的道路,但是人文主义这条线索和脉络并未完全退场,并始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人文缺失”“人文悖论”“人文危机”等问题和症结进行批判。尽管这种批判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经济活动的另一种理论表征,但是其中有一些观点还是值得我们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的。在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这种批判性吸收和借鉴的立场至关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
四、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概念是知识的基本单元,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一项基础性工作便是澄清其基本概念。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涉及的概念和术语很多,在这里,为了澄清该知识体系的原创性和自主性,我们重点分析其中最为核心的四个概念。
其一,在“人”的概念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实现了从抽象的“经济人”到现实的“社会人”“文化人”的转变。在西方经济学语境中,人是抽象的“经济人”,具有利己心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与之不同,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社会性才是人的真正本质。同时,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对“社会人”的理解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相较于过往那种单向度地强调从现实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角度来阐释人的本质的观点,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旗帜鲜明地指出,人不仅是经济活动存在物,也是文化活动存在物,是否具有文化,构成人和其他物种的本质区别。
其二,在“人文”概念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实现了从“以人化文”到“以文化人”再到“人与文化共生”的转变。“人文”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概念,人们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存在“以人化文”和“以文化人”这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路径。其中,前者更加强调人创造文化的维度,后者更加强调文化塑造人的维度。尽管在人们的日常认识中,“以人化文”与“以文化人”的一体两面、辩证统一关系并不难理解,但是一旦进入具体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上述两种阐释路径便呈现出割裂的状态。“以人化文”的阐释路径倾向于主张人的经济活动创造了文化,“以文化人”的阐释路径则倾向于主张文化创造人的经济活动,这就或多或少地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经济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的二元对立。与之不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坚持“以人化文”与“以文化人”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强调从“人与文化共生”的视角整体理解“人文”概念。
其三,在“经济”概念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实现了“从经‘世’济民”到“‘经’世济民”再到“经世济‘民’”的转变。在人类思想史上,“经济”与“经世济民”这两个概念始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经世济民”概念理解的侧重点存在不同。在前现代社会,“世”是“经世济民”概念的核心,其强调王权国家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是“经世济民”概念的核心,其强调以资本为原则的经济活动构成人类社会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视域中,“经世济民”概念的核心在“民”,即人民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一切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其四,在“人文经济”概念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实现了从“文化经济化”到“经济文化化”再到“文化和经济融合化”的转变。与“以人化文”和“以文化人”的关系一样,“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也是一体两面的辩证统一关系,但是在具体的经济发展实践和相关经济学理论中,二者的关系也存在一定的割裂。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为例,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文化的经济化(资本化),即“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而在法兰克福学派开展文化工业批判的时代,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经济(资本)文化化,即资本通过发展文化工业的方式直接进行文化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看来,人文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这就在理论上弥合了“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裂痕,以“文化和经济融合化”这一统称阐明了“人文经济”的整全含义。
五、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轴心原理
在现代社会,任何真正的知识都以普遍性原理为基本建制,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也是如此。从本质上讲,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相关原理的普遍性是以“百年变局”背景下人文经济实践的普遍性为根基的。换言之,当代人文经济实践的历史必要性、现实可行性及其世界历史意义规制着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相关主张上升为普遍性原理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维度来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普遍性原理表现在不同方面。由于人们对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所坚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相对比较熟悉,在此我们不再赘述,而是尝试概括如下几个轴心原理。
其一,广义的商品二重性原理。商品二重性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马克思新世界观即“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在经济学语境中的具体化应用。作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同样以商品二重性原理作为其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石。与过往人们主要从物质性层面理解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境中的商品使用价值还包含更为丰富的内容;与鲍德里亚等人错误地将当今时代商品的价值指认为“符号价值”不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坚持商品价值的来源依然是抽象劳动的同时,还强调人文价值也构成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进一步破除了西方经济学对抽象劳动和商品价值的自然主义理解,以唯物史观深刻呈现了商品二重性原理的广义性和全面性。
其二,全面社会价值共创共享的主体性原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突破西方经济学仅仅在经济效益意义上理解价值的狭隘视域,强调“‘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而“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的多元性、整体性、全面性决定了社会价值的多元性、整体性、全面性。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看来,全面社会价值的创造者和享有者是现实的个人,而非资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即全面社会价值的创造主体和分享主体被颠倒为资本,因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关于现实的个人构成全面社会价值共创共享主体的原理,鲜明地体现为对资本逻辑主导的经济实践活动及其规制的意识形态的深刻批判。
其三,生产力递进逻辑中的人文赋能原理。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纵观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其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资源主导”到“创新主导”的演变过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是资本,“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但如前文所述,资本创新在“百年变局”时代遭遇到全球实体性空间和生态资源的根本性制约,已经无法构成以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唯一主体。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认为,随着生产力从传统到当代的历史演进,人文精神、人文价值、人文智慧、人文资源等成为以创新助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主导性因素。
其四,经济与文化交融的人文有机体原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认为,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对前者具有强大的反作用,而在具体经济活动和具体文化活动的关系上,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具体的文化观念指导下开展的,因而文化观念在经济活动开展过程中具有前置性。这也是文化能够浸润、引领、赋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基于此,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机制放置在人文有机体的总体视域下加以理解,从而进一步超越了各式各样的“经济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
其五,人文经济演进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原理。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苏州时对苏州人文经济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指出:“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人文经济之所以能够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不仅因为其是“两个大局”背景下全球经济转型的客观趋势,更因为其在更加深层的意义上意味着人可以在这种经济形态的历史演进中不断走向自由全面发展。在“世界历史”的视域中,全球人文经济发展是以资本为原则的经济体系遭遇实体性发展条件根本制约而不得不采取的应对方式,这不仅决定性地意味着全球经济格局的“东升西降”和日趋平衡,更决定性地意味着资本主体性的不断衰退。“‘百年变局’的历史本质是资本主体性发展的‘抛物线拐点’”,在“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体性的衰退与人的主体性的提升、共同体公共性的发展,在本质上是同一个过程。
六、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方法论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理论之于实践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方法论层面,因而对于任何一种理论来说,方法论都是其核心和灵魂。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构成其方法论的主体内容。在综合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基础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方法论鲜明地体现在宏观和微观(相对)两个层面。
从宏观上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方法论包括:其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引领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也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根本遵循。“六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全面贯穿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方法论谱系之中。其二,传统与现代相映射的综合视域。人文经济是传统与现代结合得好、经济与文化融合得好、历史文化传承与高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相互砥砺的经济形态,作为关于“人文经济”的知识和学问,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必然以传统与现代相映射作为基本研究视域。这种研究视域既强调从辩证法的角度综合审视文化的经济性和经济的文化性,也强调从历史观的角度综合审视传统的当代性和当代的传统性,是一种综合性、集成性的研究方法。其三,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既不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济学文本的产物,也不是批判性分析西方人文经济学的结果,而是对当代人文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总结,这天然地决定着它必然旗帜鲜明地强调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其四,借鉴与创新相统一的辩证思维。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出场逻辑和基本主张来看,对“古今中西”经济发展实践展开充分研究,与“古今中西”经济学理论展开广泛对话,并在批判性汲取和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推动自身理论与时俱进地发展,是其始终坚守并致力于弘扬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
从微观上看,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人文社会科学诸多方法论或多或少地贯穿其中。在这里,我们重点指出如下几种最为基础以及在这一自主知识体系中体现得最为鲜明的方法论。一是文本文献研究方法。这是我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一系列重要论述之核心要义、赓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文经济思想这一“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其经济伦理思想这一“根脉”、批判性借鉴西方经济思想有益元素的基础性方法。二是系统性研究方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文化问题,而是以文化和经济交融互动助推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问题,因而它必然强调一种对经济演进、文化繁荣、社会进步、人的发展进行系统性分析的研究方法。三是跨学科研究方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强调打破单一学科界限,综合运用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各种经济现象,并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规律。四是案例研究方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对当代人文经济发展实践及其经验的理论表达,因而它必然主张一种从“案例样本”出发、通过对“案例样本”展开多角度综合性剖析进而推动相关经验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研究方法。
七、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思想史
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清晰阐明其思想史。这不仅是我们准确把握这一自主知识孕育和形成过程的需要,也是破除学界相关探讨对西方经济思想史严重依赖的研究局面的需要,更是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的需要。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思想理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重要论述为基本线索,我们可以将其思想史界划为四个基本阶段。
其一,从河北正定到福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思想萌芽。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萌芽于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福建等地工作时期。在这一阶段,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文化和人才对经济发展的引领功能,十分关注经济发展中人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并围绕文化建设与精神建设的辩证关系、人才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等作了系统阐发。其标志性文本就是收录习近平同志在这一阶段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章的《知之深 爱之切》《摆脱贫困》等著作。
其二,《之江新语》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初步形成。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保护和利用地方历史文化遗产等作了系统阐发,这标志着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已经初步形成。其标志性文本就是辑录了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期间自2003年2月至2007年3月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的232篇短论的《之江新语》。
其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正式确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和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推进“两个结合”、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强国和文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要知识内容的过程中,对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问题进行了科学系统的阐述,这标志着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正式确立。
其四,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研究深化。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布置了“研究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理论任务;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文经济”这一经济形态给予高度评价,强调其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极大地激励了理论界、学术界研究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热情,一大批研究机构不断成立,一场场学术会议不断召开,一系列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在此过程中,关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探讨不断走向深化。在当前,加快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时代任务的开展,就是这种深化趋势的集中体现。
八、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实践样本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立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视域,而且深深扎根于当代人文经济的鲜活实践。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系统阐明其实践样本,以便为这一知识体系提供具体的实践案例支撑。
在考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实践样本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将目光聚焦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现实,按照“一体三辅”的思路对如下四类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展开分析。所谓“一体”,是指文化和经济比翼齐飞、共同繁荣的地区的人文经济实践构成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主体样本。因此,对于习近平总书记重点指出的苏州、杭州等文化很发达且经济照样走在前面的地区,我们要对其文化与经济双向驱动、融合发展的内在原因和运作机制展开深入探究,充分挖掘、系统梳理其中具有普遍性和可推广性的经验做法。所谓“三辅”,是指我们在研究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主体实践样本即历史和现代交相辉映、文化和经济相互促进的地区的时候,还要以对如下三类地区的具体考察来作为辅助和补充。一是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但经济发展却相对落后的地区。我国一些地区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且这些历史文化在特定阶段曾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而在后续发展中,这些地区的文化虽然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传承,但是经济发展却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这种状况的形成原因和机理,也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实践样本研究不可缺少的对象。二是历史文化底蕴相对不足但经济却很发达的地区。对于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尤其是其中所体现出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需要我们给予高度重视和深度剖析。三是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均不够理想的地区。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辟和行稳致远,这样的地区在我国虽然相对较少,但也的确存在,既然如此,那么对于追求知识普遍性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来说,它们也不应当在其实践样本的考察范围之外。对于上述四类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不仅要分析它们各自的成因和规律,也要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整体性和结构性的中国样本图谱。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也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其“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因此,我们在以当代中国经济实践为基础来考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实践样本的时候,也要将目光扩展到“古今中外”的宏观视域中去。一方面,要深入研究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对于古代中国一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结合得较好的地区,要将其作为重点案例来展开分析,并探讨其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实践样本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深入分析全球经济发展史,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经济实践案例及其经验规律,也要给予认真细致的考察和概括。总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实践样本不可能是单一化和同质化的,我们只有站在“古今中外”的宏观历史坐标上全面梳理其多元实践样本,才能以丰富的人文经济实践类型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奠定扎实的现实基础。
来源:2025年第8期《理论月刊》
作者:桑明旭,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人文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