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学研究丨“非遗”传承的人文经济学分析

2026年03月26日

摘 要：人文经济学的构建与发展为“非遗”传承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集体记忆，其活态传承的创新特质，在增进文化认同、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构筑社会普惠性根基等方面与人文经济的本质内核深刻关联、高度契合。新时代文化认同视域下“非遗”传承还面临着主体性式微、过度商业化以及文化认同感离散等问题。人文经济学以其内蕴的“ 文化即人化” 核心理念、“守正创新”的人文原则、“人文兴产”的人文策略以及“人文回归”的价值逻辑，有效破解了“非遗”传承的现实困境，并构建出一种集“人—文—产”于一体的三维互动活态传承新范式，成功激活“非遗” 文化基因的现代化转型，为“ 非遗”传承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文经济学；文化认同；人文回归；人文兴产

 

202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新命题:“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同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苏州时详细听取古城保护及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利用情况汇报，步行察看古街风貌，观看苏绣制作，体验年画印刷后指出:“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不仅有历史文化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不仅生动诠释了人文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样本，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指明了方向。“非遗“蕴含的历史信息之丰富、文化内涵之深厚以及审美价值之独特，是人民伟大创造的智慧结晶。其活态传承的创新特质，在增进文化认同、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构筑社会普惠性根基等方面与人文经济的本质内核深刻关联、高度契合。因此，从人文经济学视角系统分析“非遗”传承的现实困境及实践指向，不仅是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重要前提，更是守护好中华民族文化瑰宝、赓续中华文明薪火的时代要求。

一、“非遗”传承与人文经济的深层关联

人文经济是一种通过文化要素与经济活动的深度融合，以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交织，实现文化资本向发展动能转化并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范式。其本质在于构建以文化价值创造为核心、以经济载体为支撑、以社会需求实现为目标的系统化价值体系。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集体记忆，其活态传承的创新特质,在增进文化认同、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构筑社会普惠性根基等方面与人文经济的本质内核以及价值体系深刻关联、不谋而合。

（一）文化认同:“非遗”传承与人文经济的价值基石

人文经济强调文化在经济活动中的核心作用，以深厚的人文底蕴、人文要素、人文价值为基础，推动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实现经济活动中人文价值的最大化即增进全体人民的文化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其核心是对共同文化的肯定与接纳，是维系民族、国家共同发展的精神纽带。作为人文经济之核心，文化认同不仅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文化创造力，还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这与“非遗”活态传承的创新发展价值理念相吻合。从人文经济的视角来看，“非遗”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历史信息之丰富、文化价值观念之深厚以及审美标准之独特，是人民伟大创造的智慧结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非遗”是人民群众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独特文化表现形式，其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是连接过去与未来、激发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的桥梁。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数、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可见，作为精神范畴的“非遗”，就是一种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特殊生产。精神产品的生产除了遵循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还应遵循“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规律”，即文明要素的生产规律。“非遗”作为精神产品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人文与经济的双重属性，其价值除外化为商品给物质世界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外，更重要的是其内化为精神力量，对增进文化认同具有重要作用。显然，“非遗”作为承载民族历史记忆与文化精神的活态载体，其最核心的价值即文化认同已被广泛认可，这不仅是“非遗”保护和活态传承的根本目的，也是人文经济发展的内核所在。

（二）经济发展:“非遗”传承与人文经济的内生动力

人文经济是被注人和融合了深厚的人文情怀与人文价值的经济形态，兼具经济效益与人文效益的双重属性，其最直观、最表象的形态，就是文化经济。“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具体说来，文化经济化即通过经济运作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市场要素，借助社会实践活动实现价值外显，形成文化资源、产生经济效益的社会经济现象;经济文化化即将经济活动中的人文精神与价值观念内化，使得经济活动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基础上注重人文效益与长远福祉，提升经济的文化内涵。简言之，人文经济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更要注重人文精神的弘扬和文化价值的实现，是一种超越了传统经济学单纯追求物质财富增长、强调在经济活动中始终贯彻人文关怀和人文价值的经济模式。但归根结底“人文经济”依旧是一种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经济形态，追求经济发展始终是实现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手段和内在动力。

从文化资本理论的视角来看，“非遗”活态传承本质上是文化价值的再生产与经济价值的再创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延续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增进全体人民文化认同，更重要的是赋予了其新的经济活力、实现了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次年，文化和旅游部出台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提出对“非遗”进行生产性保护，即在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的基础上，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和服务,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同时，将“非遗”生产性保护纳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原则”。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促进了“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更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可见，“非遗”的经济价值，已逐步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认识和重视。经济发展也逐渐成为“非遗”活态传承中的重要内生动力，与人文经济核心内涵高度契合。

（三）社会普惠:“非遗”传承与人文经济的最终目标

“人文经济”是由“人文”和“经济”复合而成的,对其语义进行追溯解构，可以发现“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处“人文”与“天文”对举，“天文”指自然天象的运行规律，“人文”则指人类社会的文明伦理秩序与文化现象。通过“人文”可教化社会、成就礼俗文明，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而“经济”一词，源自古代对于物质财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的总称，在《辞海》中解释为“经世济民”,即治理国家、有益民众之意。可见，“人文”“经济”并非当代新生概念，而是自古便蕴含于人类社会发展理念中。中华文明在演进过程中逐步将“人文”与“经济”结合，探索出具有“普惠共享”特色的人文经济思想体系。如《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所体现出的突破血缘局限、公共人文经济资源全民共有的“普惠共享”目标;《论语·季氏》中“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所隐含的通过公平分配社会人文经济要素，实现普惠共享的内核逻辑。此外还有《管子·牧民》“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苟子·王制》“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等典籍古语均揭示出人文经济的“普惠共享”原则。

当前，“非遗”在活态传承的过程中，其“普惠共享”的社会价值目标也逐渐彰显。一方面，“非遗”特别是传统工艺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具有促进就业增收的独特优势。通过产业化运作方式，推动“非遗”相关手工艺品的规模化生产与销售，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其经济收入来源，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普惠与公平。另一方面，利用“非遗”资源发展文旅产业，尤其与贫困地区的“非遗”项目相结合，以“非遗+文旅”模式带动贫困地区人民群众增收，实现乡村振兴和精准脱贫双目标。可见，“非遗”与高高在上的艺术、小众的审美趣味不同，它源自民间，根植于大众生活，具有天然的普惠性和共享性，其活化传承的过程就是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传递给人民大众。人民的“非遗”应该由人民共享，人民群众不仅共享“非遗”的人文内核和经济成果，更重要的是共享其带来的社会普惠福祉与精神世界的自由愉悦。显然，“非遗”传承与人文经济的最终目标都指向社会的普惠和共享，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进步发展。

二、“非遗”传承的现实困境

在当代文明转型的复杂语境下，“非遗”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活态载体，其传承实践正面临现代性转型与全球化进程的双重挑战。这一挑战既体现在西方现代性范式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资本逻辑与消费主义对传统文化生存土壤的侵蚀，也体现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工具理性扩张所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具体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难点:

（一）“代际传承”的主体性式微

“非遗”本质在于活态性存续,通过代际间具身化传递实现文化基因动态转录，其生命力在于传承人身体技艺操演，将隐性知识转化为可延续的文化记忆，并通过“体化知识”传递激活文化基因再生产能力，非“博物馆式保存”或文本记录所能及。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和传承工程中明确指出，必须“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实现文化基因的持续性传递，这深刻揭示了代际接续在“非遗”传承中的本体论价值。可见，“非遗”存续需依托传承主体代际实践，以保持文化基因完整性与生命力。然而，当前“非遗”传承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传承人青黄不接、后继乏人。202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非遗法专项检查显示，受检省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平均年龄均在65岁以上，其中半数在70岁以上,老龄化现象较为突出。2025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共942人。目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队伍规模近4000人。但与此同时，非遗项目传承队伍年龄老化、后继乏人等问题不容忽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传统师徒制与现代社会结构的适配性断裂，导致“体化知识”的传递机制发生系统性梗阻。师徒制作为“非遗”传承的传统模式，其核心在于师徒间面对面的传授与实践，这种“口传心授”的方式承载了大量的“体化知识”，是“非遗”技艺精髓传递的关键。然而，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口流动频繁，师徒间的地域限制成为一大障碍;同时现代教育体系与传统师徒制在理念、方法上的差异，使得年轻一代更倾向于选择学校教育而非传统的师徒学习路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年轻群体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参与度降低，使得“非遗”传承缺乏新鲜血液的注人。尤其是在外来文化和互联网的双重冲击下，部分年轻人文化消费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更倾向于追求快速、即时、新颖的“快餐式”文化体验，对于需要长时间投人和深度学习的“非遗”技艺则显得耐心不足。这种文化兴趣的转移，无疑加剧了“非遗”传承的困境，使得原本就稀缺的年轻传承人更加难以涌现。因此，如何在年轻群体中激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情，构建适应新时代的传承机制，成为当前“非遗”传承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过度商业化”的经济理性扩张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人发展，“非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源，逐渐成为商业开发的重要对象，并因其蕴含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而受到市场的热捧。《2021非遗电商发展报告》发布了一组数据:过去一年，有14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产业带在淘宝天猫年成交过亿元;和两年前相比，开通淘宝直播的非遗店铺数量增长了115%*;“2023年，非遗相关产品的年成交额首次突破千亿大关，达1073.2亿元,同比增长37.7%，从消费角度看,2023年在淘天平台购买过非遗相关产品的消费者达到2.49亿人次，同比增长11.7%,从供给角度看,2023年淘天平台上非遗商家数量达到3.6万家，同比增长17.6%。”可见，“非遗”文化的商业化开发推动了其市场价值的实现，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不可估量，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必须将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非遗”的经济价值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彰显，但其背后隐藏的过度商业化问题也不容忽视。在市场逻辑的驱使下，部分“非遗”项目被过度包装，文化内涵淡化甚至扭曲，沦为吸睛牟利工具。如大理白族扎染技艺机械化生产替代传统工艺，“产业化的趋势使部分传统扎染技艺走向消亡，原有的民间特色开始退化，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市场经营滋生了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贵州布依族蜡染技艺也因工业化受损，产品同质化严重，仿冒品泛滥，甚至为迎合市场，其图案简化致民族特色流失，原本被视为失误的冰纹图案反因受青睐而被刻意制作。如此削弱“非遗”独特性与原创性，致使传承行为断裂与失真，在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使“非遗”技艺面临边缘化甚至消失的风险。这不仅是对“非遗”技艺的极大不尊重，更是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严重破坏。因而如何在商业化开发中保持“非遗”文化内涵与独特性，实现经济效益与文化价值的双赢，是当前“非遗”传承工作中的另一重大挑战。

（三）“文化基因载体”的文化认同离散

“非遗”是中华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自1997年《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的发布到2021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出台，社会对“非遗”保护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非遗”也逐步成为新的消费热潮。近年来，消费观念的转变促使人们从关注产品的实用性转向重视商品的符号、文化与形象价值。在这一消费趋势的推动下，“非遗”文化作为一种独特魅力的符号，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商品设计与营销中,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追捧。然而，当“非遗”文化被过度简化为商品符号时，其原本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逐渐被淡化甚至遗忘，易产生“错位化”“碎片化”和“流水化”等问题。符号消费取代了文化实践，文化记忆的“活态性”被符号的“可复制性”消解，形成文化基因传递的断层。这种符号化的转化，使得“非遗”项目从活生生的文化实践转变为静态的视觉元素，其文化价值大打折扣。安东尼·吉登斯在对现代性反思时强调，“在传统文化中,过去受到特别尊重，符号极具价值，因为它们包含着世世代代的经验并使之永生不朽”,意思是传统文化中符号的价值在于承载世代经验，并使之得以延续。然而，“非遗”作为传统文化的具象化载体，在商业化冲击下，其文化内涵与精神特质被剥离，仅留符号外壳。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阐述的“消费的逻辑被定义为符号操纵”，“人们今天在消费中更受吸引的不是物品本身的功能，而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象征性符码意义”。当“非遗”变成可买卖的符号商品，便与其原本环境割裂，文化价值也被削弱和曲解。消费者受符号消费引导，失去对“非遗”文化内涵的敬畏与尊重，视其为炫耀符号资本，加剧了文化认同离散。原本应该紧密相连的“非遗”文化基因与载体，在商业化的侵蚀下变得支离破碎，文化的连续性和整体性遭到了严重破坏。“非遗”要想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与活力，需重新审视并遏制其“文化基因载体”向单一符号异化的趋势，依托人文内涵与经济价值的双重驱动，重塑“非遗”文化认同体系。

三、以人文经济学全面助推“非遗"传承高质量发展

人文经济学讲求以人为本、以文化为灵魂，打造以文兴业、人文共生的经济生态体系，实现经济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在“非遗”传承工作中，人文经济学不仅关注经济效益，更重视文化价值的传承与创新。人文经济学内蕴引领和助推“非遗”传承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人文密码，肩负着重塑“非遗”文化认同、激发“非遗”传承活力的时代使命，可以有效解决“非遗”传承的现实困境，对于推动“非遗”传承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文化即人化”理念激发“非遗”传承主体性

人文经济学以人文价值作为发展的衡量尺度和重要动能，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共生共荣。从现代化视角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以人民为中心，在现代化事业发展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其最鲜明的特点是以人为本，服务于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审视，人文经济学彰显了唯物史观中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本质，它强调物质社会的经济发展应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尊重，与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高度契合。从人文经济学的内涵来看，人文经济学中蕴含的“文化即人化”理念，阐明了“文化经济"的本质核心、主体承载在于人本身，并由此搭建起“文化经济”与“人文经济”互联互通的理论桥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新时代“‘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和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在推进‘文化经济’的发展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可见，人文经济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文化即人化”，即聚焦于人。

在新征程上，“非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必须遵循人文经济学“文化即人化”理念，对激发“非遗”传承人的主体地位具有重要作用。人文经济学“文化即人化”的人文理念其目标指向于人，明确人民是“非遗”的创造者、持有者和传承者，“非遗”的主人是人民，传承的主体也是人民。因此，“非遗”文化即人化，是以“人”为实践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及其产物的体现。这意味着在“非遗”传承工作中,我们不仅要在宏观层面呼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更应积极关注传承人的生存状态、技艺传承及文化创新需求。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激励、教育培训等落实落细的具体措施，提升“非遗”传承人的社会地位，激发其传承热情和创新动力。同时，注重培养新一代“非遗”传承人，通过师徒传承、学校教育、社会培训等多种方式，拓宽传承渠道，培养更多青年“守艺人”，确保“非遗”技艺得以薪火相传，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人文经济学这种“文化即人化”的理念，旨在强调人在文化传承中的核心地位，深刻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持“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为激发“非遗"传承人的主体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以“守正创新”原则推动“非遗”传承新发展

人文经济学的魂脉，是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换言之，人文经济学是在守正创新中开辟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新境界，也是“用全新的人文经济学实现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创新”。人文经济学既深刻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核心要义，即坚持对资本逻辑的辩证审视和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又立足当代中国发展实践，通过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治理智慧，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始终坚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民本经济思想，如“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理念是中国经济学独有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追求的体现，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经济学的精髓，而且深深影响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尤其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因此，在“非遗”传承的过程中，必须积极践行人文经济学的“守正创新”原则，即在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基础上，探索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传承方式和创新路径，实现“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方面,深人挖掘“非遗”的文化内涵，保持其原真性和完整性至关重要。“非遗”作为文化瑰宝，其原真性与完整性深植于本土文化，与特定历史、地理及社会语境紧密相关，体现在工艺、技艺传承及仪式中。如昆曲、黄梅戏、福建南音等，其表演形式、服饰风格、剧本内容依然延续、保留了传统元素，展现了“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守正才能保证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只有持续创新才能更好地守正。”新时代“非遗”传承需在坚守传统精髓基础上勇于探索，深人挖掘人文经济内涵，保留独特性与原真性。另一方面，现代科技助力“非遗”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在“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中焕发人文新生。赫尔曼·鲍辛格认为，现代技术以“自然性”方式渗透进传统生活，并未终结民间文化，而是带来了不言而喻的改变。技术的发展并未摧毁“非遗”的精神内核与文化价值，反而为其寻找新途径提供了可能。具体通过数字化技术、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现代科技手段，对“非遗”中的经典内容进行数字化记录、复原与创新呈现，打破传统局限,迈向现代科技新体验。例如，《非遗数字化体验馆》等数宇展览和《非遗里的中国》等电视节目，将古老技艺与现代技术融合，带来文化享受和现代美学体验。此外，智能穿戴设备融合“非遗”元素的时尚设计、基于AI技术的“非遗”故事互动讲述平台等创新实践也层出不穷，激发民众的文化自觉，让“非遗”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生。这些创新实践为“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注人了新的活力，实现了“非遗”传承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的双赢。因此，在人文经济学的视角下，守正创新是推动“非遗”传承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以“人文兴产”策略促进“非遗”传承产业化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是国家必然的战略性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现在文化和技术深人结合，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从业人员也在不断增长，这既是一个迅速发展的产业，也是一个巨大的人才蓄水池。”诚然，文化产业以其独特的经济效能与社会价值，为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注人了新的活力与强劲动能，着力“增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一环。在此背景下，人文经济学所推崇的“以文化产”“人文兴产”理念，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思路与途径。这些理念不仅倡导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更凸显了“人”在文化产业中的核心地位，构建了一种以文化价值创造为引擎，推动产业升级的“人一文一产”互动发展的新范式。通过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促进产业的升级与转型，从而达到“以文化引领经济发展，以文化的活态传承实现经济创新。”“人文引领产业发展”的人文经济学新动力，正通过文化基因的现代化诠释、人文价值的市场化运作、人的发展的全面提升，重塑经济发展的根本逻辑。这一逻辑从“资源依赖型增长”向“文化驱动型发展”转变，从“重物轻人”的异化状态回归到“以人为本”的文明本真，实现了经济发展的深刻变革。这一“以文化促产业”“人文引领产业发展”的人文策略对于“非遗”传承中构建经济生态模式具有重大意义。面对众多尚未被充分发掘的文化遗产,我们应积极运用人文经济学的“以文化促产业”理念，深人挖掘地域文化的独特价值,将“非遗”与文化产业紧密结合，从而激活“非遗”的生命力，推动地方经济的蓬勃发展。

在“非遗”传承的文化产业实践中，需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推进。在供给侧方面，应丰富“非遗”产品供给，提升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及市场竞争力。通过创新设计和精湛工艺满足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积极利用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拓宽销售渠道，打造全方位营销体系。如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被列人《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的苏绣，其过去走纯艺术化道路，不面向市场大众，但如今通过产业化发展不仅走进寻常百姓家，更借助线上销售成功打人国际市场，实现文化输出与经济收益的双重增长，为“非遗”产业化实践树立了一个积极典范。在需求侧方面，需培育“非遗”消费市场，通过文化节、展览等活动吸引民众参与，激发消费热情，形成生产到消费的闭环。同时，加强与教育机构合作，将“非遗”文化融入学校课程体系，坚持“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激发各个群体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扩大“非遗”的消费市场。可见，人文经济学提倡“以文化产”“人文兴产”的文化产业策略是未来发展的人文新范式、人文新动能。但对于“非遗”这一特殊文化基因载体能否产业化，学者观点不一。有学者担忧其有解构“非遗”文化的风险，也有学者乐观于市场是保护“非遗”的理想载体等。对此，本文主张因地制宜，差异化推进“非遗”产业化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确保“非遗”传承在产业化过程中保持文化传承不失本真，不被过度商业化。

（四）以“人文回归”逻辑建构“非遗”传承新路径

“人文回归”作为人文经济学的方法论突破，实质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理性过度扩张的辩证扬弃，包含三重维度复归:一是价值理性的复归，即超越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狭隘视野，重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伦理，将技术进步与财富增长锚定于人的全面发展坐标;二是文化理性的复归，即重拾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灵魂地位，强调文化多样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统一，避免文化同质化与文化霸权，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治理价值;三是经济理性的复归，即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伦理维度，倡导公平、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人文经济学所倡导的“人文回归”价值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以往将“非遗”仅视为“文化载体”的单一视角，转而将“非遗”看作一个蕴含深厚人文价值与社会功能的文化生态系统。在这一逻辑下，“非遗”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标志或经济资源，更是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人文内涵和社会责任。因此，必须正确处理“非遗”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遵循“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价值理念，积极探索“非遗”传承与人文价值提升、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契合的新路径。具体而言，一方面要秉承“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在确保“非遗”原真性和完整性不被破坏的基础上，进行活态传承的路径创新。如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通过构建“非遗社区化传承一文化空间再生产一人文经济协同发展”的实践模式，成功地将评弹、苏绣、缂丝等传统“非遗”技艺融人了当代生活场景中，在保护古城建筑与“非遗”技艺的同时，实现了其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注重在保护中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发展“非遗”创意产业、开发“非遗”旅游等方式，将“非遗”文化元素巧妙地融人现代生活，创造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同时，积极探索“非遗+互联网”“非遗+旅游”“非遗+教育”等多元化的融合路径，使“非遗”从单纯的景观消费转变为深度的文化体验，推动“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人文回归”价值逻辑为“非遗”传承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在这一逻辑的指引下，我们有望打破传统传承模式的局限，实现“非遗”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深度融合。通过价值理性、文化理性与经济理性的三重复归，不仅能够“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把“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2保护好，并“完整交给后人”,还能够让古老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孙建华，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周婉如，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