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学研究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现代化逻辑

2026年03月26日

摘 要：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实践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立和发展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以及现代化实践的初步展开，围绕与文化有关的基础问题作了系统论述，既为当代文化理论研究指明了方法论原则，也提出了亟待后继者予以进一步解答的问题。根植于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之问”，阐明现代文化不等于西方文化，现代社会的文化样态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深刻回答了“列宁之问”，阐明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回答了“中国之问”，阐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担负的文化使命；深刻回答了“时代之问”，阐明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并不具有必然性，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才是世界历史演进的趋势。中国式现代化拨开了“社会进化论”“普世价值论”“文化虚无论”等西方意识形态的迷雾，决定性地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意义，而且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当前，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需要直面如下重大前提性、基础性问题：其一，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在“接着讲”的意义上深刻阐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渊源？换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叙事遵循着何种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逻辑主线和中心话题？其二，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文化思想何以能够开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新境界？其开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新境界的实践基础是什么？其三，时代是思想之母，在“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中国意义不言而喻，那么它在全球发展层面何以能够超越“文化一元论”“文化冲突论”“文化虚无论”等各种思潮进而呈现出重大而深远的世界意义？其彰显这种世界意义的时代前提是什么？习近平指出：“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基于此，我们对上述重大问题的分析和回答需要依照“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的唯物史观阐释进路来具体化展开；“近代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实践课题就是现代化”，这意味着我们立足唯物史观所进行的具体化探讨必然要与对人类现代化实践的历史性分析紧密结合起来。

一、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叙事的现代化基础

在人类思想史上，“文化”是一个极为核心且能指十分多元的概念。在西方，“文化”一词从其初始含义（居住、培植、耕种）演化至今天，在西塞罗、赫尔德、魏兰德、康德、泰勒等诸多思想家的改造和演绎下，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理论界乃至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概念之一。正是由于文化概念使用范围如此之广、指涉内容如此之众，所以学界围绕这一概念的界定方式和阐释类型也复杂多样、歧义甚多，不仅不同学科对它的定义各不相同，甚至在同一学科不同论者的理解中，其含义也往往存在差异。面对这种境况，要想对文化概念和文化理论进行清晰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文化观上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清理和超越。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理论变革并不是他们“头脑风暴”的产物，而是对其所处社会历史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反思所得出的客观结论，即他们所提出的一切科学理论都是从其所处时代的客观物质条件中引申出来的。毋庸讳言，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历史实践和客观物质条件就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急剧转型以及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展开。回顾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可以发现，从青年时期以英法现代化为蓝本批判德国现代化，到“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之后总体反思英法现代化，再到晚年深入思考东方社会新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是一条十分清晰的叙事主线。因此，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理解和把握也不能脱离现代化这一现实语境。概括地说，马克思恩格斯以现代化为基础的文化叙事涵盖如下方面内容。首先，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整体转型，而文化现代化则是这一整体转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马克思多次强调，“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关于人类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结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经典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段经典论述表明，尽管马克思偶尔会在广义上使用文化概念，即将之视为人所创造的不同于自在自然的东西，但是在狭义上即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层面将文化理解为思想观念则是其最为主要和最为基本的观点①。基于此，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不仅包含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转变，同时也包含着思想观念的转变，“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其次，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历史必然性，“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其中，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因而，对于任何民族或国家来说，拒斥现代化都是不可取的，“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种客观规律同时也决定性地意味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不可避免，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时代本身提出的任务。在人类社会整体性的现代化进程中，不仅物质生产方式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即“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而且传统文化中那些“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再次，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原因和动力是多元的，其中，生产方式变革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和动力，生产方式现代化构成文化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与那个时代诸多思想家将文化观念变革视作社会变革的前提条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生产方式层面的变革起到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其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规制着文化观念的变革，因此，“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年代，是唯心史观盛行的年代，其中强调文化批判尤其是哲学批判、宗教批判之于现代化的开辟和现代社会的到来具有决定作用的“文化史”流派有着重要的代表性和较大的影响力。对于该流派及其理论观点，马克思恩格斯给予深刻批判，指出：“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其错误地颠倒了“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夸大了文化变革之于社会变革的作用和影响，而在社会发展中起根本决定作用的“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生产方式变革是文化发展和文化创新的现实基础，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忽视这一点，便容易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

最后，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尽管文化现代化在根本上依赖于生产方式现代化，但是文化现代化本身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且可以发挥强大的能动性和引领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阐发他们的文化观的过程中，不仅深刻批判了“文化史”流派即“文化决定论”，也深刻批判了“经济决定论”，系统阐明了生产方式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强调：“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在人类社会的整体结构中，文化的发展与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存在一定不同，较之于后者，文化发展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等显著特性，因而它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鲜明的传承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表明，对于推动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与实现文化现代化而言，尽管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层面的变革具有基础性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被动地依赖于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自发作用，而是要充分发挥文化自身的能动性，深刻认识到“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

基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围绕与文化有关的基础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和系统论述，这构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源头活水，并为当代文化问题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原则。需要注意的是，囿于那个时代现代化实践的具体性和历史性，他们在文化观上的理论阐发并没有系统完成。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聚焦探索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道路问题，其中东方社会的现代转型是必须以西欧现代化模式为蓝本还是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欧现代化模式的新现代化道路，是他们反思和追问的一个中心问题；而在文化观上，这一反思和追问又必然呈现为文化的现代化是否等同于西方文化的普世化、现代社会的文化形态是否具有多元性等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尽管我们可以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以及《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等文本中推断出马克思恩格斯较为审慎的意见，但是客观地说，由于不同于西欧现代化的新现代化道路在那个时代尚未被开辟出来，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在文化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和现代社会文化形态的多样性问题上作出清晰全面的阐述。当然，我们不能脱离实践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作跨时代的要求或苛责，因为“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序言。这也表明，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未竟的理论事业，基于不断展开的新现代化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构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后继者必须肩负的重大理论使命。

二、中国式现代化开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新境界

沿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开辟的道路，列宁通过批判第二国际思想家的“经济决定论”与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在无产阶级如何掌握和巩固文化领导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怎样的文化、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在《青年团的任务》《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著述中，列宁基于苏俄的现代化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但遗憾的是，在列宁之后，苏联的现代化建设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因各种因素所致而逐渐走向僵化。对此，正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理论来源于实践，在现代化道路日益僵化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创新和发展在苏联也就自然失去了现实土壤。

基于对苏联现代化及其文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相关流派都试图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展开新的阐释，并且在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理性文明与资本主义文化批判、文化工业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消费社会的文化境遇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上述理论尝试大都陷入主观主义或悲观主义的困境，相关论者也沦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当代同人”。诚然，这种困境或后果的出现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者未能摆脱资本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掣肘有莫大关联，但是从本质上讲，一种不同于资本现代化的新现代化道路尚未被现实地开辟出来进而无法为相关理论分析提供实践基础，才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陷入晦暗停滞境况的现实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真正以现代化实践的重大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实现重大跃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资本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同时也打破了“现代文化=西方文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文化的另一幅图景。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其所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郑重提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里程碑事件，也是世界历史演进过程中的重大里程碑事件，其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之问”“列宁之问”“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与时俱进地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

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之问”，以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阐明了现代文化不等于西方文化，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不等于西方文化全球输出的过程，现代社会的文化样态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在现代性意义上的‘马克思之问’，就是指是否存在着超越或不同于西欧资本逻辑主导（规制）的现代性进程？”事实的确如此。从青年时期深度追问现代化程度相对落后的德国“怎么能够一个筋斗[salto mortale]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同时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到晚年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深刻思考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及其条件，“现代化是否等同于西方化”“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否是人类现代化的唯一道路”，构成马克思毕生探讨的核心问题。由于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范畴，内在地包含着文化现代化，因而“现代文化是否同等于西方文化”“资本逻辑所规制的西方文化是否是现代文化的唯一形态”也就构成文化观上的“马克思之问”。中国式现代化充分证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是指，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的历史进程；现代化的“本国实际”“本国特色”是指，在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国情民情与不同的历史传统，并且这种国情民情与历史传统构成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而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必然呈现出差异化的样态。现代化道路的上述特质决定了文化现代化道路也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也就是说，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既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也要面向自己的国情民情和自己的历史传统，既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也不能数典忘祖、迷失自我。这进而表明，奠基在西方现代化道路之上的西方文化有其特定优势，有值得后发现代化国家学习的地方，但同时也要看到，西方文化本身并不具有天然的、持久的优越性以及对外输出的正当性、合法性，“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

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列宁之问”，以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阐明了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的立场、观点、方法。文化现代化问题上的“列宁之问”包括递进的两个问题：何谓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其文本依据来自于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的一段重要论述：“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和追问，构成列宁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核心议题之一。列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他多次指出：“在解决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变革的任务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已是另一类任务，即可称为‘小事情’的文化任务”，“应当从政治上描述伟大任务的时期已经过去，应当实际完成这些任务的时期已经到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文化任务”，“提高文化水平是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我们需要大大提高文化水平”，“如果把国际关系撤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这一重大问题上，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是具有极大开创性的，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比如，他在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的同时，深刻提出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要以提升群众文化水平为抓手，“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强调“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因而要“发扬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囿于客观条件，列宁在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上的探索并没有完成。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实践及其经验，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三个事关”“七个着力”“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等重要论述，从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两个结合”、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工作导向、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构建自主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列宁之问”，在引领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

其三，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中国之问”，以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阐明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担负的文化使命。如何深刻把握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关系、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准确理清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构成近代以来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必须予以科学解答的重大问题。围绕这些重大问题，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习近平文化思想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准确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以“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创新论断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可能结合、为何需要结合、怎样结合以及这种结合在筑牢道路根基、打开创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等方面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并从坚定文化自信、秉承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等方面阐述了当前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完成新时代文化使命的立场和原则。对上述理论问题的回答，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化繁荣的道路上迈出了崭新步伐，也标志着当代中国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四，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时代之问”，以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阐明了文化和文明的冲突何以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文化交流交融和文明对话互鉴何以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进而为全球文化协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世界向何处去？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之问。”[19]回答“时代之问”的前提是把握时代发展大势，而不同的文化观念、不同的文化立场则制约着人们对时代发展大势的判断。比如，在人类思想史上，持康德主义立场的思想家总体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制定一系列用以“保障”世界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进而推动世界发展驶入持久和平的轨道，因为“哲学家有关公共和平可能性的条件的那些准则，应该被准备进行战争的国家引为忠告”[20]132；而持黑格尔主义立场的思想家则反对康德主义立场，强调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极为必要的，“战争是严肃对待尘世财产和事物的虚无性的一种状态”，“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关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关系之于时代发展和历史演进的重大影响，亨廷顿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提出：“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那么，在世界历史演进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矛盾和文明冲突是否具有必然性呢？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辟对该问题给予扎根时代现实的深度回答。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深刻证明，“零和博弈”“国强必霸”并不是人类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各国各民族完全可以在包容互鉴、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基于此，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重大创新理念，深刻回答了“百年变局”背景下全球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原则性、方向性问题，在为推动全球文化交流互鉴、协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同时，极大地开拓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国际视野。

三、中国式现代化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内在地决定着，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是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而且将在现代性世界历史演进过程中彰显深远的世界价值。

以中国式现代化深度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价值，离不开对根植于西方现代化或资本现代化的各种文化观念的演进趋势和当代危机的历史性分析。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一大变局在本质层面指向资本现代化道路的深度危机及其重大调整，同时也在表征层面指向资本现代化所塑造的一系列文化观念的深度危机及其重大调整。“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资本的固有矛盾决定其所规制的现代化道路总是伴随着这样那样的危机，如生产过剩危机、生态环境危机、资本过剩危机等。为了缓解和修复这些危机，资本所采取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创新，“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历史地分析在资本现代化道路上出现的上述危机及其缓解方式可以发现，随着工业革命极大地提升商品的生产效率，商品生产过剩危机出现了，资本应对这一危机的方式是“商品输出”，即“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通过开辟全球市场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过剩产品销售至其他国家或地区；随着全球“商品输出”的速度和规模的不断提升与扩大，生态环境危机在一些商品输出国集中凸显出来，资本应对这一危机的方式则是“资本输出”，即将银行业和产业资本的生产方式移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为条件换得自身的生态环境改善。这一转变推动了资本现代化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了垄断阶段。对此，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在资本现代化道路全球推广的过程中，“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不仅是资本通过创新来实现生态修复的需要，同时也是其缓解资本过剩危机的需要。资本的本性在于价值增殖，一旦出现大规模商品生产过剩，部分资本便会因消费需求不足而被挤出生产和流通环节，进而转化为失去增殖功能的货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输出”不仅表现为产业资本在全球空间范围内的广泛布展，还表现为产业资本与物理性空间的实际结合，即产业资本“以某种物理形式被完全固定在国土之中和国土之上”。

不难发现，在过往资本现代化的过程中，面对生产过剩危机、生态环境危机、资本过剩危机，资本的应对方式不论是“商品输出”还是“资本输出”，都是建立在全球实体性空间和生态条件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当产业资本的生产方式在全球充分布展之后，便没有多余的实体性空间和生态条件用于资本的“空间生产”“生态修复”“危机转移”了。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普遍化导致任何国家都无法继续通过空间转移来实现危机修复进而使自己独善其身，便深刻证明了这一点。面对这种深层危机，资本开启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创新，通过生产材料利用效率几十倍上百倍的提升、可再生资源的普遍化利用、虚拟空间的创造及其在“空间生产”中占比的不断提高等方式来予以应对，从而造就了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的在场之谜以及“历史的终结”的意识形态假象。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当今时代，包括“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在内的一系列对外输出方式均难以应对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遭遇的危机和挑战，这意味着以“中心-边缘”“东方从属于西方”为主要特征的旧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必然会遭遇到根本性的挑战进而需要作出重大改变，同时也意味着建立在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西方中心论”的一整套文化观念也必然会遭遇到根本性的危机进而需要作出重大调整。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深刻看到，资本在其生产方式达至全球实体性空间和生态条件极限的情况下所开启的新一轮创新，并不意味着资本生命力的显著增强，而是意味着资本生命力的不断衰退。“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资本不会在其生产过程中增加任何多余环节。不言而喻，相对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等各种以牺牲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空间和生态条件为前提的价值增殖方式，上述创新和调整就是资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须干的“倒霉事”。这也深刻表明，当以资本为原则的生产遭遇全球实体性资源的根本制约的时候，资本的单一主体性逻辑（将他者的一切均作为自身的增殖条件）将会呈现出不断弱化的演进趋势，而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与资本单一主体性逻辑相对应的交互主体性逻辑或公共性逻辑则将呈现出不断提升的演进趋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列宁为何在一百年前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重大论断，也可以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以及世界历史演进的大历史观高度理解和把握习近平郑重提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论断的深远意义。同样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深刻发现，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所遭遇的不仅是传统大工业资本的危机，而且囊括了所谓“后工业资本”的危机，资本意识形态的当代危机也不仅包括现代主义的文化危机，而且囊括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危机，进而与当今时代演进趋势相一致的文化发展方向也就必然是超越（或快或慢地）奠基在资本现代化道路之上的一整套文化观念。

近代以来，资本现代化所规制的全球文化观念纷繁复杂、各式各样，其中最为核心的三个主要文化观念依次是“社会进化论”“普世价值论”“文化虚无论”。社会进化论兴起于资本现代化的起步和快速发展阶段，是一种以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潮，其认为“文明并不是人为的，而是天性的一部分；它和一个胎儿的成长或一朵鲜花的开放是完全一样的。人类曾经经历和仍在经历的各种改变，都起源于作为整个有机的天地万物之基础的一项规律”。这种主张“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文化观念赤裸裸地反映着资本价值增殖的本性，并为资本现代化率先起步的国家或地区在全球争夺发展资源和巩固霸权地位提供理论辩护。事实证明，在全球层面弘扬社会进化论必然会加速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冲突，给人类带来重大创伤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世界格局的规划方案，将社会进化论的本质和弊端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普世价值论”取代“社会进化论”成为资本现代化的标志性文化观念。“普世价值论的哲学基础有二：一是抽象人性论，它由人性共同性推论出价值的普世性；二是形而上学的价值不变论，它由人性的永恒性断定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价值”。从现实基础来看，“普世价值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深度布展的意识形态反映，在全球两大阵营意识形态激烈斗争以及东方社会不断探索新现代化道路的背景下，其致力于从理论层面为资本现代化道路作所谓的“普遍性”辩护。冷战结束后，“文化虚无论”开始流行，其不仅反对所谓的“普世价值论”，也反对人类在交往实践中形成的一切价值共识，它是“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作为一种全球性文化观念，“文化虚无论”之所以能够兴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随着全球两大阵营对峙局面的结束，西方国家阵营内部在诸多方面开始出现分化，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支撑西方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遭遇严重危机而发生了后工业转向。从总体上看，“社会进化论”“普世价值论”是强调单一化、规模化的传统工业资本所主导的资本现代化的文化表征，而“文化虚无论”则是强调多元化、差异化的后工业资本所主导的资本现代化的文化表征，因而尽管它们的具体主张不同，所对应的资本形态不同，但都构成了资本现代化的“唯灵论”基础，试图为“现代化=西方化”提供观念论证。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辟决定性地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进而决定性地凸显了建基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之上的文化思想的优越性；中国式现代化既有立足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也有世界各国的共同特征，其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和前景，进而决定性地凸显了建基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之上的文化思想的普遍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意味着与之相应的文化观念必然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必然强调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而非单向度的资本增殖，必然强调走一条能够克服全球发展需求无限性与全球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的绿色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可以帮助人类摆脱为争夺有限自然资源而陷入的零和博弈、对立冲突状态。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深刻揭露了“社会进化论”“普世价值论”“文化虚无论”等“西方中心论”思潮的资本意识形态本质及其局限，雄辩地证明人类不仅可以走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兼顾人的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超越人与自然的对立、破除民族国家对立冲突局面的新现代化道路，而且这条新现代化道路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正是这个意义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基础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向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所展现出的就不仅是其鲜明的中国意义，而且是深远的世界意义。

具体而言，当今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意义至少包括如下方面：一是以建设中华文明现代形态推进世界文明版图重构，推动全球文明不断走向多元、平衡、包容。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构成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指引，构成我们建设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根本遵循；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华文明现代形态之路的稳步展开与行稳致远，必将进一步打破近代以来由率先起步的西方现代化所造就的“中心-边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全球文明格局，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向着更加丰富多元、平衡包容的方向前进。二是为推动全球文化从对立冲突走向交流互鉴指明了立场和原则。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洞穿了“文化一元论”“文化输出论”“文化冲突论”“文化优越论”“文化虚无论”“文化保守论”等观念和思潮的虚假本质，为各国各民族独立自主地传承和发展自身的文化以及和平友好地推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阐明了时代语境、实践基础和可行路径。三是为推动世界历史的公共性转向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价值增殖是资本的唯一目的，以资本现代化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必然遵循单一主体性逻辑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由于“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是彼此支撑、彼此拱卫的，正像前者构成后者的世俗基础和强大动力一样，后者乃成为前者的观念领域，成为它的理论纲领、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以及它获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因而我们在推动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从零和博弈、对立冲突走向合作共赢、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以顺应时代趋势、引领时代趋势的创新实践不断扩宽不同于资本现代化的新现代化道路，也要以顺应时代趋势、引领时代趋势的创新理论不断拨开各种资本意识形态迷雾；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与世界历史演进趋势的本质向度中获得现实性基础和普遍性意义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毫无疑问且责无旁贷地肩负着这一重大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来源：2026年第1期《理论探索》

作者：桑明旭，苏州大学人文经济学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