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学研究｜拒斥“脱节”与“等同”： 关于人文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系的审思

2026年08月10日

【摘要】加快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反映和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自觉使命。为此，一是要立足于更高政治站位，明确建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重大议程；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文经济学出场的问题导向、理论基础和魂脉根源，拒斥两者“脱节论”；三是要明确，人文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守正创新的积极成果，从研究对象、逻辑起点、本质内涵到内在规律等方面都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视域，构建了新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因此需要拒斥“等同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对于加快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的先导和示范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人文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赋予中国学界肩负“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神圣使命，至今已历10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谱写新篇章，“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新征程肩负的神圣使命。近年来，作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先导和示范，人文经济学已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热点话题。202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布置了一个研究题目：“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同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又在考察江苏苏州时谈了一席话，点出了苏州样本发展方式的鲜明特点，指明了苏州的未来，也是中国的未来，“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不仅有历史文化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2025年3月5日，习近平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发表讲话再一次强调，“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再一次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原则、以切实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旨要来贯彻这一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新论断揭示了人文与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的新范式，坚守了“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反映和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未来发展方向，解开了高质量发展的“人文密码”，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的人文逻辑，为建构中华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思想指导和价值遵循。全面深化研究和精准理解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加快构建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其中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深度思考和准确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理论定位，重点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文经济学研究的崛起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原初体系之中，特别是在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百余年一贯制成为唯一主导的经济学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那么，学界肯定要追问：这一新天地究竟与原初领域属于何种关系？由此出现众多思考和解答势所必然。然而，毋庸讳言，目前学界关于这一问题之思和解答大多仍处在迷惘状态，不少见解存在多种偏颇。其中，主要代表性见解要么呈现“脱节”状态，在阐释人文经济学新论断之时往往忘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魂脉”对于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所具有根基性理论支撑作用，呈现“后马克思主义”偏向；要么秉持“等同论”，即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完全等同或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初理论，从而取消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原创性地位。聚焦这一主题，本文主张：其一，要立足更高政治站位，明确指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重大议程；其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必须厚植的理论根基，拒斥两者“脱节论”；其三，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学科、学术、话语体系上具有原创性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守正创新的积极成果，从研究对象、逻辑起点、本质内涵和内在规律等各方面都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视域，因此需要拒斥“等同论”。

一、人文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重大议程

本文深思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即关于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定位，重点考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研究何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重大议程。在长期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固化秉持为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形态的地平线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骤然出场，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人文经济学在学科景观上既然打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地平线的唯一性，那么就不能不让人深度思考两者的关系，不能不将人文经济学的辉煌出场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重大议程。那么，我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深度理解人文经济学研究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议程？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有机结合的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关于人文经济学新论断不仅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就前者而言，我们已经厘清从“习近平文化思想”出发，经过“文化主体性”重要内容，再到“人文经济学”具体主张之间展现的内在思想逻辑，那么，我们迫切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即何谓反映和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学主张，其中突出之点和关键环节在于要理顺人文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逻辑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的重要主张，郑重提出了一项划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议程。之所以作如此判断，首先源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命题原创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演化逻辑。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考察浙江经济发展经验所撰写的《之江新语》提出了“文化经济”概念，到党的二十大之后提出“人文经济学”，两者之间存在着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演化逻辑，为我们作出这一重要判断提供准确的思想指导和最关键的理论依据。习近平从深思“文化经济”到“人文经济学”，与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问题向创造性地提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这一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跃升之间具有高度的对应性与耦合性。

从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考察《之江新语》等著述，我们看到习近平敏锐洞察浙江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不仅从文化和经济双重维度考察浙江经济之所以发展强盛的一个本质性原因就在于浙江经济是“文化经济”，即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交融共生、融合发展，经济和文化相互赋能、相互转化。这一思考已经在多方面突破了原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领域设定，将“问题中的创新”转化为“创新中的问题”并在创新理论和创新实践双向互动中加以解答，但就经济主题思考的地平而论，总思路、总框架依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题审思。

党的十八大之后，新时代中国经济实践不断提出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呼唤新理论，需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继而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讲话，尤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郑重宣告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神圣使命，不仅明确强调要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更进一步提出要研究一下人文经济学的新使命。从提出“文化经济”到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新论断，习近平文化思想日益丰富和发展，关于文化从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再到要求领导干部做好经济工作必须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等；都充分表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新征程上顺应规律的必然选择，更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具体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自信、通过“两个结合”创造新文化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系列讲话中全面阐释文化思想等，都强调以文化引领经济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重要议程，习近平从萌发于对“浙江经验”方略背后“文化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专题审思，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的理论主张，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终于辉煌出场。这一演化逻辑，不仅在研究主题上、更在学理化层面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研究，更是反映和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解开了高质量发展的人文密码。党的二十大报告郑重宣告：进入新时代新征程，在新的百年党带领全体人民奋斗的主要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框架，最初被设定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之中，主要涉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纲领下的“物的现代化”逻辑，包括新质生产力的布局和发展、高水平基本经济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高就业渠道开辟、经济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和深化、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以及部分涉及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内容。然而，反映和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不仅要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宗旨，以“人的现代化”为目标，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同时，要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进程，要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让文化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这些新要求、新任务、新使命就超出了原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物质财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原初论域，呼唤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辉煌出场。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研究，旨在解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之问”。20世纪以来，与马克思时代工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相比，后工业资本的产业创新日益呈现新要素、新趋势、新形态。以日益强盛的文化工业和文化产业成为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所谓“文化资本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大化流行，呈现出时代鲜明的“资本创新逻辑”。文化软实力、数据、算法和算力构成取代了土地和机器，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价值创造和资本积累的新形式，数字平台成为组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键枢纽。以AI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大潮涌动，以后工业文明的颠覆性和未来指向的新的文化创意生产力覆盖全球，科技鸿沟、文化鸿沟和数字鸿沟必然挑战传统的生产方式、分配体制、交换体制和消费模式，造成系列经济全球化的新场景。以美国特朗普总统和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主张反民主、反人类、“漠视人”的“AI+资本主义霸权”，成为资本创新逻辑的最新表达。以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以及后马克思主义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席勒的数字资本主义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新趋势的批判性反思，既凸显了对于这一新场景的文化主导和数字主导形态，又秉承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本质的批判传统。如何破解这一资本创新逻辑，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肩负的重大使命。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研究，在本质向度上要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人文缺失”弊端，同时也要超越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人文经济学”知识藩篱，就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因而就要深度考察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议程。西方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规定经济领域中的“理性人”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即“资本人格化”。而与这一思想对冲，他在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又着力阐明人的社会本性即为富有道德情怀、伦理规范和人文诉求的文化主体。然而，将“理性人”与“道德人”一分为二，人文要素被排斥在经济学领域之外，这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无法摆脱的“人文悖论”弊端的根由所在。这一弊端被卢森贝在《政治经济学史》著作中称为“斯密之困”或“斯密问题”，本质上就是两者断裂的“人文悖论”“人文缺失”。为了弥补这一弊端，许多现代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家都在探索修正这一逻辑起点带来的弊端，但是他们都仅仅是从结果形态加以修正而不能从根本上加以否认逻辑起点的谬误，因而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弊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于伦理精神与经济的契合论，本质上是在“资本的人格化”意义上推进具有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本质向度的一致性。为了反映和表达西方资本创新逻辑即文化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新趋势的最新趋势的指向，马克·卢茨和肯尼斯·卢克斯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人文经济学：新的挑战》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关于“人文经济学”的许多见解，在结果形态上加以弥补“人文悖论”，无法作“理性人假设”前提批判。《糟糕的经济学》一书作者D.N.麦克洛斯基的“甜言蜜语”论，以及弗农·史密斯和巴特·威尔逊在2019年出版的《人文经济学：21世纪道德情操与国家财富》一书中从人的动机修正出发探索人的行为选择的论述都很精彩。然而，上述学者的探索都是在坚守西方经济学立论前提下进行修正的结果，因而在根本上都无法彻底改变西方经济学“人文缺失”“人文悖论”的结局。要对西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前提和资本本质加以批判，必然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基础理论。因此，人文经济学一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脱节”，就必然误入歧途。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坚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魂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积极成果，才能真正成为科学理论。

二、拒斥“脱节”：新时代人文经济学需要厚植的理论根基

研究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关系需要解答的第二个重大问题，即何谓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研究的魂脉基石问题？我们的结论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必须要厚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根基之中，不可“脱节”。究其原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成了人文经济学出场的问题导向、理论基础和魂脉根源。一旦人文经济学研究忘却和脱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根基，那么必然就会造成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偏颇，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歧途。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反思和批判、超越和解决西方经济学“人文缺失”弊端以及呼唤“人文回归”，其提出问题和理论解答的方式都源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赓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魂脉精髓与基本原理的积极成果，这是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本质要义的根本思想前提。

180年前，马克思写作的《巴黎手稿》是开篇之作，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唯物史观创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开了思想先河，提供了若干重要的思想支点和当代启迪。其中，一是以经济学语境反思批判西方经济学，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反思批判和超越西方经济学“人文缺失”弊端开了具有学理化境界高度的思想先河。这一《手稿》作为马克思从《莱茵报》编辑时期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到《克罗茨那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发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以通向创立唯物史观之途的开篇之作，以坚定“反思的问题学”和严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话语，明确指出西方经济学内置的“人文缺失”“人文悖论”弊端，超越了费尔巴哈、赫斯等人对于资本主义道德化批判的视域。二是马克思在批判地研读斯密、李嘉图、穆勒、萨伊、斯卡尔倍克、李斯特等人国民经济学著作之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理论根本缺陷就在于“对人的漠不关心”，根本弊端在于造成了作为劳动者的人的类本质地位的全面丧失。三是《手稿》进一步将西方经济学“漠视人”即“人文缺失”和“人文悖论”弊端的根本原因归为“劳动异化”导致人的存在与本质的分离和对立。四重劳动异化：劳动者对劳动产品的异化（异化劳动Ⅰ）、劳动本身的异化（异化劳动Ⅱ）、人的类本质即劳动及生活的异化（异化劳动Ⅲ）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全面颠倒与全面异化（异化劳动Ⅳ），指明劳动异化造就了人的本质与存在的分离和对立，其结果使“劳动是失去自身的人”，而对应地“资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这就是人文经济学反复批判西方经济学所指出的“人文缺失”“人文悖论”和“人文危机”。四是第一次以“人本学辩证法”深度反思和阐释异化和扬弃异化的经济学—哲学逻辑，提出“人文回归”使命。在马克思看来，扬弃劳动异化，就是祛除人的本质与存在的分离、异化和走向人的本质复归过程，从而为人文经济学探寻“人文回归”之路指明了方向。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唯物史观进一步深度分析和批判资本本性和资本逻辑，指明资本逻辑不仅造成“资本的人格化”，更造成劳动者的非人化，造成“拜物教”幻象关系。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主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了“人的缺失”深层现实根源即“正本”是资本逻辑，“理性人假设”弊端只是在古典经济学话语中的“副本表达”。因此，从对资本逻辑“正本”批判来追思“人的缺失”现实根源，揭示“人文回归”的客观规律性，开辟了通向人文经济学目标的科学道路。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全面深刻解剖了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等“劳动异化”呈现的客观现实的“物化逻辑”，之所以呈现“物化逻辑”而“漠视人”，不仅是因为古典经济学“直观”所致，在更深层次上是因为在商品生产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这一拜物教与商品生产分不开，“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拜物教机制同样如此。在作为商品化的劳动力一旦进入资本宰制条件下的生产过程，劳动产品一旦变成资本化的商品，那么“活劳动”和“物化劳动”都变成资本“物化”对象，“现实的人”无论劳动者还是资本家都不是“人”，而都被物化为“资本的人格化”或被奴役客体，从而揭开了资本人格化和“人文缺失”弊端的真正根源。由此，马克思深刻揭露资本剥削的秘密，揭示了资本逻辑退场、社会主义必然出场的“铁的必然性”规律，从而指明了“无产阶级和人的解放”、通向“人文回归”的现实道路。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唯物史观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创立提供了有原则高度的理论支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为颠覆以资本逻辑和私有财产宰制的“财富的增长”学说，为人文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关于物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理论根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不仅贯穿人文经济学，而且贯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就是要有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同于西方一般自由市场经济。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之新”和“本质之新”旨在打破“现代化=西方化”历史迷思。西方式现代化的资本逻辑逐利本性和“丛林法则”所固有的“人文缺失”与“人文悖离”必然带来社会利益冲突、全面异化，导致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全球治理体系崩溃，成为几百年来现代化“世界之问”的主要难题。中国式现代化要从根本上解答这一“世界之问”、超越西方式现代化和西方经济学话语霸权，就必须要建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破除西方资本盛宴的“物化逻辑”对于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的发展的严重阻碍，必须坚持以基本经济制度激发活力来促进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来解决西方技术创新与生产力发展危机；以公有制为基础、主张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来解决社会危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来解决生态危机，以走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来解决全球治理体系和文明危机。这一解决和超越的根基理论，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绝不可能完成。

因此，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决不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体系“脱节”，而必须要以此为基础。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绝没有取代、抛弃、颠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相反，没有科学扎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支撑，就不可能构建出科学完备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如前所说，如果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脱节”，将人文经济学研究理论定位在无魂脉根基支持的另起炉灶的虚幻境地，那么，或者就如西方非主流人文经济学那样跌入抽象人本学的窠臼，或者就会滑入“后马克思主义”偏向而难以自拔。其结果，都是难以归入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积极成果的范畴。

三、拒斥“等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原创性与差异性

考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必须要解答的第三个重大问题，就是要思考究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创新超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何处？为此，我们需要从两者学科研究对象、逻辑起点、主要内涵、内在规律等方面加以系统比较和说明。我们不同意学界有一种见解即将两者完全等同，甚至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仅仅当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扩展的一个分支对象，根本否认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学科、学术、话语的原创性，否认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限于篇幅，根据我们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需要对两者核心要义即研究对象、逻辑起点、主要内涵和内在规律的差异性加以比较说明。两者研究对象的差别。

一个学科之所以成立，首先在于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之所以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在于研究对象的差别性和超越性。具体而论，一是具有研究视角上的差异。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关注的主要是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自身内在根本矛盾必然退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出场的规律。这是实现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美好目标最为重要的物质变换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但还不是目标本身。这属于对“人文回归”的物质基础进行反思的研究。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则更侧重探讨从文化与经济双向赋能、双重转化之中如何实现“人文回归”的逻辑，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物质变换与发展的基本前提的背后所指和最终要达到的“人的解放”目标，直接当作研究使命。二是研究对象的差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即“经济社会形态”，不仅资本主义部分理论是如此，社会主义部分理论即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从私有制转换为公有制为开篇也是如此。与此不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人文经济形态”，它不仅研究物质生产方式，而且要研究精神生产方式，并且将两种生产方式当作相互融合、相互转化、一体化的“人文经济形态”加以考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人文逻辑。三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守正与创新的差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张的新世界观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主张的方法论是坚持矛盾分析、“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等方法的唯物辩证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坚守唯物史观关于理解和把握经济和人文关系的“决定和反作用”的一般原理之时，更加突出“文化主体性”思想，强调人文为经济社会发展铸魂赋能的作用。

在逻辑起点上，两者的差异也非常明显。逻辑起点是一个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全息凝聚。而后的内容则是这一逻辑起点的展开过程。作为新逻辑起点，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文化人”既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或“经济人”假设，也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或“公有制”等“物”的规定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如果说，“商品”作为“物像”的逻辑起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拜物教所致，那么，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从苏联到中国、从当年到当代，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最核心要素“公有制”作为逻辑起点，这依然体现的是人们之间“物的关系”，而不是“人本身”。与此不同，以 “社会人” “文化人” 为出发点，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理论前提。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 “文化人”本身既包含理性向度，也包含人文价值，因而是理性向度与人文价值的有机统一；既包含“有生命的个人”即“我”，也包含共同体中的“我们”。在更深意义上，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不仅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一切文化关系的总和。将“文化人”作为逻辑起点超越“理性人”，为了解决和超越“人文悖论”，让人的全面需要（需求侧）和全面发展（供给侧）相统一，彰显“人文回归”的逻辑。

在主要内涵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体系着力考察新质生产力、产业布局、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方式、国内和国际市场、分配公平和共同富裕、发展和繁荣经济等。其本质内涵总的偏向于人的物质生产方式和利益关系。这些虽然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内容，但还是不够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本质内涵则从“文化人”出发，着力把握人文经济形态的构成、运行和演化发展。将人文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同样看作构成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两大动能；考察人文经济融合共生、相互赋能、相互转化的机制，以打破传统综合国力研究中将“文化强国”与“经济强国”二分的思维和行动；考察人文要素如何铸魂赋能经济发展，将文化原创力转化为经济硬支撑，成为将“文化人”“文化主体性”要素贯穿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

在内在规律的内容展示上，两者的差别也非常明显。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那么，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揭示的是人文经济形态运行规律，在分析物质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之时，更加关注人文与经济的契合性；在关注物质生产要素作为逻辑起点的同时，关注人文原创力作为逻辑起点如何通过“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呈现具体的人文经济形态。这是需要创新发展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重点所在。为此，我们需要深入考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建构的哲学基础。

最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扎根中国式现代化大地彰显原创性特征，作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先导和示范，具有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

 

来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2期

作者：任平，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江苏高校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江苏人文经济学研究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