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学研究｜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2026年08月17日

人文经济学作为一门古老而新兴的学科，是在多元文明的众智集成中不断发展的，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这门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面对全球传统现代化模式下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相割裂、“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相背离、人与自然相对立而出现的严重人文危机和社会危机等现实困境，如何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文韧性？如何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导向凝聚价值共识和实现价值认同？如何以倡导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并实现多元文化交融共存？亟须人类作出积极应答。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坚持人民至上原则，以文明进步为目标，将经济价值与人的价值、生态理性与人文理性、公平正义与效率效益、人文经济与人文社会紧密结合起来，融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价值取向，推进人类社会朝着真善美方向发展的经济发展新范式。推动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就是围绕人的价值与物的价值的关系、经济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所有制与共同福祉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通过积极的交流对话而不断深化各民族文明互鉴，进而在价值共识、发展理念、思维范式等方面，共同探索形成人文与经济融合发展、凸显人的主体能动性、促进人文经济与人文社会双向发力、相融并进的现代化新型发展模式。人文经济学突出经济活动的人文属性和价值追求，突出人的主体性和自由自觉的活动，突出发展的目的性这一价值取向，在跨文明对话中有利于形成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理念、新模式、新思路，以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在浓郁的人文环境氛围中得到高质量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走向经济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紧密结合的闪耀着人文光辉的整体性文明进步新境界。

一、明晰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时代价值

在平等对话中实现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人文经济学要深刻把握现代化的根本价值取向以及基本规律，直面现代化中“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困境并反映现代化建设朝着以人为本、维护人权、推动形成公平合理的所有制关系与财富分配关系相互赋能格局、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向进步的客观趋势，就必须以胸怀天下的眼界推动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从而助力人文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积极探索超越西方经济现代化困境的新发展模式、努力化解意识形态领域的误解隔阂等，整合起多元文化的学术资源，凝聚各方价值共识，以人文精神指引世界现代化朝着真善美方向高质量发展。

（一）促进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发展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以来，中国学界围绕“人文经济学”这一概念从思想内涵、理论基础、价值及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人文经济学作为一个内涵深刻且包容性极大的理论学说，涵盖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现代化理论等多种跨学科知识，需要整合各种学术资源，促进学术研究朝着学理化与体系化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任何学科的发展都需要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对于创新和完善有着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意义十分重大。

西方人文经济学是在批判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弊端的过程中形成的关注人的主体性地位确立和人文价值发挥的经济学范式，强调人权保障、伦理规范、道德情操、法治体系、人的价值、理想信念等文化因素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蕴含了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西方人文经济学的思想雏形最早出现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卢梭的《论政治经济学》、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等的经济学研究当中。都主张经济研究要坚持以人为本，经济学的对象是国民的物质福利，经济伦理等文化因素发挥着引领经济价值实现的功能，经济活动的动力来自对于个体在产权明晰条件下追求自利的保障，人权和人的主体能动性等是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当代，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弗农·史密斯的《人的经济学》、赫尔伯特·金蒂斯和塞缪尔·鲍尔斯等人的《道德情操与物质利益：经济生活中的合作基础》、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的《理想的经济学》等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研究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早期人文经济学的主要思想，进一步彰显了人文主义价值观，促进了人文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发展。包括但不限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以及刘易斯·芒福德的人文城市规划理念等，都蕴含了值得关注和借鉴的人文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同时，应充分认识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中有其合理之处，有助于通过扬弃方式将其转化为人文经济学量化研究的有效工具。马克思指出：“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这是构建人文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魂脉，必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经济思想，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的衔接转化，这是构建人文经济学的根脉，注重魂脉与根脉的脉脉相通，有助于夯实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命脉。

人文经济学是开放创新的理论，推动中西方人文经济学的交流融合，有利于认识和把握中西方人文经济学的异同，进而立足本国国情和在坚持主体性原则下提炼出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和方法，为人文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丰富和完善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二）探索超越西方经济现代化困境的新发展模式

在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推动人文经济学的跨文明对话对于凝聚全球价值共识，协同应对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难题，摆脱人文精神缺失、经济持续低迷和社会乱象丛生的现代化困境，探索形成公平合理的所有制关系与财富分配关系相互赋能、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相得益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文经济与人文社会一体化构建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现代化建设是在资本主义文化环境中推进的，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扩张的内在动力。马克思尖锐批判了资本主义为了获取最大的剩余价值使工厂成了“温和的监狱”，导致工人如同躲避瘟疫般躲避劳动等非人道的社会现象。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又引发经济下行、债务上升、财政困难、失业增加等现实问题，加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西方现代化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收入差距扩大、阶层固化、贫困陷阱、先进文化缺失而消极颓废落后文化盛行、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交织并存等现实困境，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的是经济与先进文化脱节的发展悖论、所有制关系与财富分配关系失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对立割裂、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的顾此失彼、当代发展与永续发展难以相继等现实困境，亟须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应答。

推动人文经济学的跨文明对话，本质上是将探索构建公平合理的所有制关系与财富分配关系相互赋能、经济文化化与文化经济化双向增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协同共进、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创新、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动态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承载力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并推动这一新范式的话语对外传播，有利于为世界更多发展中国家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提供新思路、新方法。文化与经济是辩证互动关系，人文经济学产生于经济现代化建设实践当中，是对经济现代化建设问题的反思和经验的总结，其蕴含的真理性和科学性认识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现代化建设实践。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对先进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探索，基于先进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深刻批判反思经济现代化发展存在的失衡问题，探索构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并存、以人的价值尺度主导物的尺度的经济发展模式，避免现代化经济与先进文化相割裂、自然与人文相冲突、效率与公平相分离的发展模式，“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人文经济学蕴含了重视整体性、协调性、持续健康发展的价值旨趣，确立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先进文化与其他各领域建设的融合互动，内在要求把过去停留在精神观念层面的文化与推动经济发展的各项事业紧密地融合起来，弘扬和保障社会主义人权，把文化软实力转变为经济硬支撑，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人文化和社会人文化一体化地协调推进，深化所有制关系和财富分配关系的变革，实现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开辟人文经济学形成认知共识的新渠道

面对错综复杂、此起彼伏的国际斗争环境，推动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有利于以和平对话的方式，向世界广泛传播我国相互尊重、和平发展的政治主张和坚持以人为本、合作共赢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通过跨文明对话增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阐释力、感染力、引领力，解决“失语挨骂”的问题，对于化解意识形态误解和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在推动形成叙事共情的基础上促进人文经济学高质量发展。如何在不同民族、制度、宗教、语言、习俗等人文背景下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交流创造更多契机？如何增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信任、了解与尊重，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关系？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如何坚守我国的核心利益，保持在全球舞台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都需要从消除意识形态误解隔阂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作出积极探索。

人文经济学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发展理念，蕴含了我国在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重大观点，与人文经济学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所有制构想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思想；关于坚持以人为本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思想；关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规律，自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思想；等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本土文明价值特质和全球共同价值意义。推动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就是向世界表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坚持和合共生、友好互利、以民为本、人权保障、天人合一等价值理念，以求通过对话交流在人文经济学叙事共情基础上达成价值共识。

二、正视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现实困境

推动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文明多样性发展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要正视话语落差影响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平等互利性、文化认知偏见妨碍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有效沟通性、多边对话机制碎片化阻滞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包容聚合性等现实困境，在寻找成因基础上运用好有针对性的对策。

（一）话语落差影响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平等互利性

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基本准则是坚持平等互利性。只有摒弃文明优劣论与单一价值准则论，才能破除话语霸权形成的单边输出格局，兼顾各方利益诉求与本土文化特质，以平等互利为导向推动知识交流、话语互通、理论成果分享，使话语落差得到有效缩小，从而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形成理解和沟通，提高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实效性。

话语落差是一种话语权不对等所导致的现象，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中的话语落差本质上是具有差异性的知识体系在学术话语权、概念范式、评判规则与国际传播架构层面存在的结构性话语不对等现象。西方经济学伴随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现代化建设中逐渐自成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处在人类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前沿，以西方经济学为标杆一度成为经济学界的普遍现象。西方经济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在一定意义上使得经济现代化理论陷入了西方“标准化”陷阱，造成其他民族国家似乎只有将西方经济学理论奉为圭臬，只有遵循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符合其价值准则，才能与现代化挂钩的怪象，制约着非西方国家对于现代化以及推进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自主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表明，在西方现代化模式之外，其他民族国家确实可以开辟出符合自身国情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在创新实践中形成满足本国发展需求的现代化理论。正如罗荣渠所说：“所谓‘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有关‘现代化’问题的各种不同学派的理论的统称。”文明多样性是文明发展的规律和动力。多元的现代化理论是世界各国根据自身客观问题和实际需要发挥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具体体现，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固定的理论遵循和标准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这是一种立足本国历史禀赋、基本国情与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范式。同样地，中国有着自主知识体系的人文经济学理论延续着中华文化基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先进经济学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思想融合创新的产物，体现了对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高度。推动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在坚持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条件下，促进多元人文经济学知识成果的交流交融，有利于打破西方经济学范式垄断，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兼收并蓄多元文明成果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解释框架，为破解西方经济现代化过程面临的人文危机和社会危机提供新的思路。

（二）文化认知偏见妨碍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有效沟通性

改变文化认知偏见达到相互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叙事共情，是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基本前提和重要目的。人文经济学是在经济行为中表达民族文化价值的经济学范式，而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理解障碍、认知障碍、利益驱动障碍导致的文化认知偏见，会给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造成一定的阻碍，妨碍有效沟通。

西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制度学派、瑞典学派、芝加哥经济学派、福利经济学等，都注重经济活动中人的价值，强调经济行为要符合正义、公平、同情等伦理原则，揭示了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对人文价值的侵蚀，认为经济发展应服务于人的尊严、自由、良好人际关系以及福祉的实现，而非单纯追求效率、增长或利润最大化，体现了人文经济学的主要价值诉求，为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提供了一定的价值共识。然而，由于经济制度和民族文化精神等方面的差异，在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中也有着诸多文化认知偏见。例如，经济活动中对于人的尊严、自由、福祉的强调并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与经济制度、经济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紧密关联的具体的现实问题，西方经济学强调的以人为本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的人民至上原则并不直接相等同，这种经济制度的差异性，会引发西方经济学对我国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产生文化认知偏见。又如，西方经济学以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和坚持经济活动中的个体理性为唯一标尺，会对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紧密结合的原则形成文化认知偏见。再如，在人文经济学研究中夸大文化的作用而提出文化决定论特别是提出西方文化决定论，认为西方独特文化禀赋是其率先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根本动因，将经济兴衰归因于文化因素，以西方推崇的个体理性、契约文化作为范本，判定非西方传统文化是保守落后和现代化发展的文化，等等。这些文化认知偏见生成缘于多重因素，一方面，是近代殖民历史塑造了文明优劣的固有认知和刻板印象；另一方面，是近现代经济学理论主要由西方主导建构，形成了既定话语范式，并成为权威经典理论。再加上在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中由于话语落差而造成信息不对称。

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思想观念是物质交往和实践活动的产物，受物质实践活动的制约，并反过来影响物质实践活动的行动方向和具体成效。在人文经济学的跨文明对话中，受不同生产方式、政治立场、社会制度、阶级和阶层的影响，不同民族国家对于人文经济学的认知和理解存在差异性是必然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西方有些学者由于立场和观点问题也会存在误解或偏见。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建设本质上反映了其所遵循的文化传统、价值理念、立场信念等人文要素。主客二分的思维范式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惯性思维，在对待不同话语范式、文化理念、文明形态上表现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态度，肯定一种文明意味着否定另一种文明，会极大地压制和损害着文明多样性发展。

中华文化在文明对话上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在尊重不同文明差异性的基础上强调和谐共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创新话语，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秉持的人民主体性思想等。因此，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走向世界是与其他文明交流融合、求同存异的实践探索，与资本主义文化向世界扩张有着本质区别，有利于增加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打破文化认知误解和偏见，增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信任感。

（三）多边对话机制碎片化阻滞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包容聚合性

包容聚合是推动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富有成效的核心支撑，有助于破除文明价值偏见、话语隔阂以及话语落差，能够有效整合多元文明中的义利伦理、民主法治、理想经济运行模式、人的全面发展等思想，消解多边机制碎片化弊端。在包容共识基础上凝聚最大公约数，从而弱化西方话语垄断，推动各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助力人文发展、绿色发展、公正发展、安全发展、共富发展等理念融入全球现代化发展理念之中，为人文经济学搭建起聚合包容多元价值诉求的平等互通的长效对话体系。

人文经济学多边对话涵盖国际学术论坛、跨国联合研究、区域人文经济学智库协作、国别人文经济学项目研究等类别。多边对话机制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各类平台存在着彼此割裂和研究议题各行其是的现象，欧美与全球南方分设学术圈层，有着各自的研究重点和评价标准，学术话语相对独立，研究成果互通转化率不高，等等。究其成因，主要在于西方经济学长期垄断学术规则，固守西方中心范式，话语不平等现象难以短期消除。对于人文经济学的主要内容、研究对象、基本范畴、价值功能等的认知差异带来交流隔阂，而地缘分化则催生出小圈子对话现象。主体诉求不一，缺少统一议事准则与常态化统筹平台，则会持续加剧对话孤岛化与话语落差。国际缺乏常态化、制度化的跨文明对话平台机制，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面临严重制度困境。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全球经济发展动能减弱的背景下，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技术优势的国家的价值理念往往占据规则制定的主导地位，而经济实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的理念主张、文化价值理念、国际传播叙事往往被边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规则制定、资源分配的权力不平等，导致国际规则不能反映世界各国的普遍利益，深刻影响着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友好合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受地缘政治博弈的消极影响，国际经济制度分化，行业、机构、企业等层面的跨国投资合作减少，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难以常态化开展。地缘政治战略引发地缘经济碎片化，经济合作机制和对话框架遭遇冲击破坏，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而经济水平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人文经济学理念的传播和应用，特别是在经济水平较落后地区，发展人文经济的难度会相对更大。地区冲突与局部战争持续，全球地缘政治危机频现，各国倾向于在局部推进合作交流，划分出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利益圈子，通过国际制度维护地缘政治优势，导致围绕双边、“小多边”的区域性的平行机制增多，衍生机制重叠、空白或内卷等问题，机制之间缺乏衔接性、一致性。国际制度是新兴国家追求平等地位的重要平台，但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加剧了全球对话平台频频被“工具化”“武器化”问题，霸权主义国家擅长利用国际对话平台对新兴国家进行打压抹黑以及炮制“地缘扩张论”“经济掠夺论”等各种负面论调，这些现实问题使得多边对话机制受到冲击以及带来的不稳定和不安全感削弱了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内生动力。

三、拓展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实践路径

推动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任务。中外人文经济学研究都有着一些共性议题，如“投资于人”“经济与文化交融互动”“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等，都是不同文明主体开展对话的共同关注点和重要主题，要挖掘更多的全人类共同利益增量，提炼不同文明中的人的全面福祉等共赢问题，确保对话不是单一的排斥异见思维，而是力求在包容性求同基础上达到文明互鉴的包容性思维。为此，要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紧密结合，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促成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形成价值共识，以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开放格局，以完善对话体制机制保障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有效规范运作。

（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促成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形成价值共识

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是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价值基座上的对话，坚守反映人文经济学共识要求的价值基底，这是确保对话的有效性和运行方向的重要前提和坚实基础。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讲话《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一重要论断是立足世界各国、各文明的共同要求的价值诉求，是指导在跨文明对话中消解文明隔阂、凝聚多元共识的根本遵循，为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筑牢了重要文化价值根基。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与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促成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形成基本价值共识，两者是不矛盾的；相反，两者是相辅相成和相互成就的。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研究范式从总体上看，具有理性化、实证化特点，侧重于通过数理模型分析经济现象并得出结论，试图揭示经济运行发展的客观规律，形成了派系众多的经济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人类在经济领域的认识水平和高度，西方主流经济学前沿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关于自由市场可自发实现价格均衡、资源最优配置的结论，强调市场化竞争、资本增殖与要素效率最大化的结论，将经济总量增长、收益提升作为核心评判标准的结论，关于统一量化范式、市场规则适用于所有经济体的结论，关于理性经济人追求效用、利润最大化的结论以及关于市场主体基于完全理性决策能够实现个体利益最优的结论，等等，为我们在推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发展中处理好经济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关系、公平正义与效率效能的关系、自然与人文的关系、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数量的关系、所有制变革以及财富分配与主体能动性发挥的关系、发展目标与发展目的的关系、部分人富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系等，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是，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服务的，更多的是对西方国家经济现代化建设经验和规律的总结，更多适用于西方的经济结构，在不同制度机制和经济结构的国家和地区有时并不完全适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要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下的西方现代化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呈现出现代化发展的失衡性、不公平性、压榨性、掠夺性、扩张性、侵略性等特征。因此，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要避免陷入教条主义的思维陷阱，防止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盲目崇拜，要以辩证审慎的态度看待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特别要警惕主张以西方现代化为模板和过度强调市场化、私有化、理性化的观点。“民族的主体性是使一个民族得以以独立的身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诸性质的综合。”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必须坚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客观实际，以坚定文化自信和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行动遵循，根据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系的现状，推进人文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既要探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又要关注人的价值、文化和社会伦理，以人文逻辑建构富有中国价值、中国特色、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的经济理论框架，以人文动能塑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支撑，推动经济学领域内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人文变革，打破以往对西方经济学的依赖性，走出以人文经济学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康庄大道。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资本本位的单一范式，聚焦经济与人文、社会、伦理的协同共生，是适配全球多元现代化发展的新型理论体系。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够消解文明价值壁垒，破解跨文明对话的认知分歧。长期以来，东西方文明、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理念上存在显著差异，西方经济学根植个体理性与资本增殖逻辑，将经济增长、个体权益置于首位，而东方人文经济思想侧重义利统一、集体共生、均衡发展，不同的价值排序导致跨文明对话难以达成深层共识，甚至出现理论误读与认知对立。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文明优越论与价值单一论，尊重各国文明的独特性与发展道路的差异性，摒弃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为多元人文经济理论搭建了兼容互通的价值框架。其核心要义与人文经济学以人为本、均衡发展、普惠民生的内核高度契合，能够统筹个体发展与集体福祉、资本效率与人文伦理、短期增长与长远发展等关系，化解不同文明经济范式的底层冲突，让差异化的理论体系拥有共同的对话基准。

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够对冲话语霸权弊端，构建平等包容的对话格局。当下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存在严重的话语落差，西方学术范式垄断全球经济评价体系，非西方人文经济理论常被边缘化，多元文明的经济智慧难以被认可与吸纳。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平等、交流互鉴、互利共赢，打破了西方单一价值标准的垄断格局，否定了以制度、文明差异划分优劣的片面认知。依托这一价值内核，跨文明对话得以跳出意识形态对立与地缘政治博弈的桎梏，推动对话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互鉴”，让中国共同富裕、义利兼顾的人文经济理念，以及世界各文明平等相处、普惠共生的发展智慧，都能获得平等的表达空间，重塑多元共生的对话秩序。

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够整合碎片化对话资源，夯实对话的实践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各类跨文明对话平台、学术合作机制提供了统一的价值遵循，能够凝聚各国学界、业界的发展共识，引导对话聚焦全球共同面临的贫富分化、发展失衡、人文缺失等经济治理难题。以共同价值为锚，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不再局限于理论思辨，而是转向解决全球发展痛点，推动不同文明取长补短、经验互通，将多元理论优势转化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动能，真正实现以价值共识赋能理论互鉴、以对话合作助力全球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

此外，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会引发因不同制度、不同道路和不同文化所形成的不同政治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历史文化观、经济发展观等的激烈斗争。所以，也要警惕西方意识形态通过经济活动的渗透。要勇于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提升意识形态领导力、鉴别力、处理力，正确应对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斗争，坚定不移维护文化安全，以文化安全保障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持续展开。在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中向世界展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标识、中国经验的人文经济学，为推进全球人文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力量。

（二）以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开放格局

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要坚持以文明交流互鉴消除文化认知偏见和超越意识形态隔阂，确保对话的开放性、包容性，以找寻新的经济增长点、缩小贫富差距、突出经济活动的人文属性等作为对话的目标任务，促使人文经济学在交流合作中实现繁荣进步。

人类文明史充分说明，文明进步发展是在交流互鉴中实现的，文明进步发展程度与交流互鉴程度往往成正比例关系。人文经济学作为人类社会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创新理论成果，开展跨文明对话有利于促进信息互通、知识增长、观念进步以及文化生产力发展。每个民族的人文资源都植根于其独特的生产实践和经济交往活动当中，凝聚了一个民族的发展智慧、价值理念以及学习经验，构成了独特的民族身份标识。要通过跨文明对话来挖掘各文明的人文经济资源，并鼓励各国在自身实践中提炼人文经济学理论，形成“跨文明人文经济学案例库”，进而为人文经济学发展注入全新活力。“世界现代化进程始于西方，但不会终结于充满缺陷的西方模式。”要摒弃“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倡导文明平等、文明互鉴、文明交流，尊重各文明的经济智慧与发展道路。“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推动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本质上是发掘不同文明的经济价值和经济功能的过程，赋予现代化建设以新的生机活力，在探索如何以人文破解经济发展难题的过程中深化各文明之间的交流合作，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认知偏见。

在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中既要接纳外来优秀话语，也要让本土理论话语走向世界，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打破文化交往壁垒，通过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不断深化与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的人文经济交流合作，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传播能力建设，促进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政治互信、文化交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和“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机制，在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中让其他国家深刻认识到中国坚持践行的立己达人、兼善天下的行为准则，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的交往态度，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以对话交流促进经济文化的全方位交融与革新，积极构建一个更公平、更正义、更合理的全球经济文化发展新秩序，推动各国在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实现均衡发展，增强人文经济学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三）以完善对话体制机制保障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规范运作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推动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需构建国际区域组织协同、多边机制支撑、民间组织参与、技术平台赋能的多元协作网络，从顶层设计、主体参与、数字化传播、学术合作、评估反馈和资金保障等多个维度构建完整、科学、可操作的体制机制，“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增强人文经济学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构建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机制，是保障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规范运作的首要任务。充分发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等国际组织和东盟（ASEAN）、上海合作组织（SCO）等区域性政府间组织的作用，推动人文经济学的多边交流合作机制建设，构建包括战略规划、组织协调、资源整合、信息分享与评估反馈在内的从顶层设计到实践运行的系统框架，形成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的体制机制支持体系。要建立常态化的人文经济学的国际对话平台，形成政府主导和民间参与的多主体对话模式，要发挥政府在对话中的引导、促进、协调作用，同时鼓励民间组织、学界、媒体、青年群体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宽领域的对话格局，强化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要搭建学术交流网络平台，推动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建立联合研究中心、智库联盟，促进人文经济学理论与跨文明对话实践的深度融合。要支持跨文明对话领域的人才培养，建立知识共享平台，形成人才培养与知识共享机制，推动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与广泛应用。

完善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数字化交流合作机制，是运用数字化手段助力文明交流、深化人文经济学学术共建的关键举措。立足数字化信息化时代背景，推动以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合作，形成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市场化机制。通过媒体合作、翻译出版、数字传播、文化旅游等搭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交流合作平台，向国际社会积极提供人文公共产品。要以数字技术赋能人文经济学的跨文明对话，进一步完善全球文化交往和经济往来的网络渠道，利用AI多语言翻译、虚拟现实（VR）技术等数字媒介改进文化和经济交流合作的方式方法，构建“互联网+人文经济跨文明对话”模式，打破由少数西方国家刻意设置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的壁垒与藩篱，持续拓宽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政策沟通和经验交流的渠道。

建立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多元资金保障机制，是推动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要积极探索政府财政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国际组织资助等多元化资金筹措渠道，建立稳定的资金保障体系。要设立“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基金”，综合运用联合国系统的专项基金、多边开发银行旗下的文化基金、区域性政府间组织的专项资金。例如，通过文明古国论坛、“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获取制度化平台和资金支持，借助“丝路基金”“人文交流专项”等为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的重点合作项目提供支持。同时利用绿色债券、信托基金等金融产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激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对于参与国际论坛、合作调研、著作出版、线上线下交流、文献整理、数字平台运维等，应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经费资助，确保人文经济学跨文明对话在多元资金保障下常态化、可持续、高质量推进。

 

 

来源：2026年第4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人文经济学研究”栏目

作者：方世南，系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苏州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